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王洪文率先起来“造反”,在工厂贴出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成为了造反先锋。
不久,他联合30多名造反头目,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任司令,宣称“我们要夺权”。他组织大量工人走上街头,导致火车停运,强行占领《解放日报》社,围攻上海市委,震惊全国。
1967年1月,他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夺权。毛泽东得知后,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全国大规模武斗拉开序幕,王洪文也平步青云,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8年国庆节(33岁),王洪文前往北京,获得毛泽东亲自接见。在随后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表扬了王洪文。此后,王洪文像坐了火箭一样迅速飙升。
1969年4月(34岁),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表示:“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于是,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算是“全能型选手”。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
“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
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
毛显然已经吸取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王洪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
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平日里,王洪文喜欢抽高级香烟,喝高档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还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了党史上搞宗派都没有好下场的例子。但是王洪文阳奉阴违,执迷不悟,继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经几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时间不长就被更换下来。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
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以“一呼百应”,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他就力不从心了。
眼见王洪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毛泽东在极度失望之余,只好启用老实人华国锋挑大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王洪文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位上海滩昔日的“混世魔王”,最终在狱中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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